发布时间： 2017-03-22 | | 责任编辑： 马雅兰 | 来源： 中国摄影出版社
我觉得贺延光是做新闻摄影最有热情，最有坚持，而且照相机时刻在手的一位摄影家。做纪实摄影他也同样如此，没有动摇过。而且他拍的东西特别有灵气。从性格上来说他是非常坚持的，从来不妥协，对于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独立精神很强，就像国外的很多独立自由摄影师。
他说学生要练的最大的一个能力，就是对一个事物的预判，包括对一个时代的预判。 ——宋靖
采访 | 宋靖
被访者 | 贺延光
“当年的新闻人物”
宋 靖：先从您开始拍照说起吧。
贺延光：我搞摄影也有一些偶然性，我上中学的那个年代，国家还很贫困，摄影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没有多少人家里有照相机，有很多中国人到死都没有被别人拍过一张照片，更别说去给别人拍照片了。但我们家那时有一台照相机，是在战争时期缴获日军的战利品，还是一台德国照相机。后来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父亲曾经用它给我们拍纪念照，那时还和父亲学在玻璃上上光，那时就是玩。
到“文革”期间，红卫兵大串联。所谓串联就是走南闯北，比如我北到哈尔滨，东到青岛，南到上海、井冈山、韶山、武汉，走到哪我都带着这台相机和我七八个同学留影，完全是一个玩具。其实我在串联的时候也碰到了很多事，比如在青岛，在海边栈桥那，搭了个大舞台批斗那时的青岛市委书记张建涛，我现在都还记得他的名字，我们就在远处看着，那时也没有想到要用照相机去照，那会儿没有这个意识。
又比如那时挤火车，挤得比现在春运还厉害，火车行李架上、厕所里都挤满了人，我那时是躺在座椅底下，但都没有想到去拍摄，那时照相机完全就是一个玩具，纯粹是“到此一游”的工具。包括我之后去黑龙江插队的五年，那段时光非常难忘，照相机也没有起作用。那时我们收麦子，一麻袋160 斤，黄豆一麻袋200 斤，我那时17 岁，还要背着这比自己体重都重的东西踩着跳板上粮仓，实在是非常的辛苦。
插队之后我回到北京，到工厂待了6 年，但照相机始终没有起作用。那时别人认为贺延光懂照相、懂摄影，就是因为我给他们照集体留影，他们就认为我懂。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比如有一个地方要竞选职业记者，有多少人要挤破头啊。后来我在《北京青年报》当摄影记者，没有人竞争，别人就认为贺延光会照相，给大家照过留影照片，别人都没有照相机嘛。但在这之前我这照相机第一次发挥作用就是在1976 年四五运动。
我那时在工厂，每天都去，在那种情况下，突然想起照相了，原来这个镜头都是对准自己的，这个时候就非常偶然地开始知道关注起社会了。我那个时候还可以说不懂摄影技巧，比如说平常就知道光强点就光圈F8，快门1/125 秒，光弱点光圈就大点，这样对付几张合影是没问题的，但在四五运动中，我拍照时完全没有什么技术上的考虑，完全是在那种情绪的感染下，情不自禁地拍摄。之后很快四五运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全国开始大清查。
之后我就被抓捕入狱，当年12 月我才被从监狱放出来，两年以后我才被正式平反。平反的时候我成了全国的新闻人物，因为给我这个案子平反是在中央正式平反之前三四个月，四五运动还没有平反，就先给我这个案子平反，所以它造成的影响非常大，我那时一下子就成了一个新闻人物，到处请我去做报告，部队、学校、新华社、外交部。
“题材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拍到一张好照片”
宋 靖：从您的作品中能感受到很强的故事性，同时又能感受到事件背后那个时代的特点，您是在用纪实摄影的方法拍新闻摄影。那您有没有在新闻采访的过程中找到可以长期拍摄的纪实摄影的题材？
贺延光：有过，但不算多。由于我在报社工作，报社的工作节奏都特别快，使得我没有太多时间来长期关注一个题材。不过我觉得拍摄独幅照片同样能够深入地讲故事，好的照片一定能够一图胜千言。
反过来，这些年的摄影比赛评选中出现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摄影师的组照太多但质量较低，有的组照之间没有逻辑联系，只是简单的罗列，大有拼凑的感觉，我觉得这还是因为摄影师拍摄独幅照片的功力不够所致。因此，我建议年轻的朋友不要心急，应该把摄影的基础打得扎扎实实的。
我以前有个认识上的误区，看了国外摄影师优秀的作品后，就抱怨自己没有赶上战争、灾难等重大题材。但后来发现这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即使遇上战争和灾难，怎么拍也是个非常难的问题，你不能直接拍摄尸横遍野的画面，你要考虑怎样表现才能让读者接受。如果你没有平时拍摄和观察的深厚积累，就算遇到重大题材也没法很好地表达。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1988 年，北京国际摄影周第一次把荷赛获奖的摄影师请来给中国记者讲课。当时在实战拍摄时有一个学员带了一只很昂贵的300mm 长焦镜头，他很神气，我们也很羡慕，但那个外国老师就让翻译对他说：“请你把这只镜头扔到水沟里，我希望你用最一般的镜头拍出不一般的照片。”
回到教室后老师放他自己的作品，发现除了他拍摄的一些重大题材的新闻照片外，很多好的作品关注的都是生活中被人们忽略的小事。那次以后我才明白这些摄影师能够在拍摄突发题材时拍出这么好的照片，是因为他们平时拍日常题材就非常好，为他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一个摄影师来说题材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拍到一张好照片。
“永远无法忘却的背影——SARS 病房”
宋 靖：对于您所说的一张照片没办法讲清楚一件事这个认识，我与您的观点一致。现在很多摄影师缺乏训练，用一张照片没办法组织出一个故事，就像一部电影如何用一个镜头表现主题一样，这都需要创作者的功力。在这里想跟您谈谈《SARS 病房》这组照片。
贺延光：SARS 是2003 年的事情，当时我在医院住了18 天。
宋 靖：当时很多人对这个病毒躲都躲不及，您却还住在医院18 天？
贺延光：对。SARS 事件的严重性在于，它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高传染性高致命性的新型病毒。社会上开始恐慌起来，我们报社中午吃饭的时候，都要排队喝板蓝根，所有单位都这样，然后所有的超市都被抢购一空，超市门口都堆着大米，居民排队买。当时我也知道，因为限制不能报道，媒体也一直想办法突破这个限制，一直到4 月中旬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压力太大了，世界卫生组织一次又一次派人来调查，而且疫情的蔓延实在控制不住了，终于公开了疫情，媒体开始公开报道。但是当时的局面一塌糊涂，医院也是很混乱，我当时就想医院肯定是最前线的地方，我就找各种关系想要进医院，最后接收重症患者的地坛医院接受了我，条件一是每天在病房里不能超过2小时，二是拍摄不能超过3 天，三是所有费用由报社承担。这样一来我就必须跟领导汇报，当时所有领导坐在一起开会，就希望医院也能保证我的安全，但是我当时就不同意，医院连自己的护士医生都没办法保证安全，凭什么要保证你一个拍照的人的安全呢？提这个条件别人肯定不接受，后来终于还是无条件让我去了。一名常务主编把我送到地坛医院门口，我就走进去，穿过隔离带进入医院的一段路有200米，当时我在树荫底下的心情跟有一年我去广西拍“广西大排雷”的心情很像，毛孔都竖起来了，一脚下去不知道哪里是地雷，这次也是“地雷”，只是它不在脚下而是在空气里，名字叫SARS。
这个时候你说不害怕都是骗人的，但是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因为接待我的是副院长，跟我简单谈了几句，我就比较镇定了，因为我想我虽然是来到离前线很近的地方，很危险，但医生护士每天都直接接触病人，那岂不是更加危险？别人都能在这里，我还怕什么呢！我当时跟副院长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希望能把我当作医院里的护士医生一样，哪儿有情况都告诉我，我手机24 小时开机，因为我心里很清楚，中国记者因为体制的不同在很多时候都被当作贵宾接待，记者的安全是第一，所以我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另外一点就是，不是说我到了医院就一定能拍到什么，医院被隔离成好几个病区，你在这个病区，另一个病区也许发生天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所以我提出这个要求，就可以及时知道哪个病区发生情况了。
后来我为什么能拍摄18 天呢？本来只允许我拍摄3 天的，但是我前3 天表现得很好，跟医生护士一块儿吃一块儿住，他们还真把我当成自己人了，他们吃盒饭我也吃盒饭，他们不回家我也不回家，每天都在一起，到了第3 天从上面的领导到下面的护士都没有人赶我走。但是到18 天的时候，报社提出说差不多可以出来了，因为医院好几名医生都被感染了，报社领导担心我的安全，所以让我停下来。
在里面拍摄的时候，也是需要尊重病人的，当时电影学院的谢飞老师也住进来了，我知道了之后跑到他的病房，看他戴着呼吸机，没法说话，我就说：“我是中青报的摄影记者贺延光，我能不能给您拍些照片？”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我进了人家这个房间，不能说我是记者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在大街上可以，但是这就像到别人家，需要经过别人允许。后来谢导跟我点点头，我就开始拍他，离他很近，他是电影导演，他知道我的镜头对着他会是什么画面，他也没有说不同意。
也有遇到病人死去的时候，我拍了一张医生大背影的照片，当时是在抢救一个病人，一个多小时也没抢救过来。
宋 靖：那张照片很出名的，从那个背影都能听见一种声音。
贺延光：那张照片就是在一个早晨拍的，主治医生给我打电话说马上要去抢救一个病人，就在那间病房里开始手术，人都没有推出去。我过去看见医生都戴着防毒面具，他们也递给我一个，当时我已经穿了防护服戴了手套口罩眼镜很多层了，再戴防毒面具我连照相机都看不见了，所以我就没有要。那间病房很小，他们在对面做手术，我就靠着这边的墙拍。
后来这张照片去展览的时候，有几个护士走到这张照片前就开始哭，还不是地坛医院的，真是感同身受。
在抗击SARS 的这个过程中，我真的是经历太多故事了，有时候都很想写一个剧本出来。当时谢飞出院以后，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还有《面对面》都分别采访了谢飞，这两个栏目我都看了，主持人都问过谢飞同样一句话：“谢导，您是电影导演，您自己又亲身经历了非典，您想没想过拍一部关于SARS 的电影？”谢导说得非常好：“不拍，要拍也是至少十年以后。”主持人就问：“为什么？您有这个亲身经历。”谢导说：“现在拍？现在拍还不是歌功颂德。”一句话就给顶回去了。我一听谢导这么讲话，我就想，太棒了这个导演。
后来电视剧讲SARS 我看极不真实，电视台还天天播。当时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了几个北京人到河北，住在一个小的招待所，老百姓知道是从北京来的人后，就把他们赶进去，谁也不能出来，然后把柴火玉米秸堆好，准备连人带宾馆一块儿烧。
“如果真心喜欢这个职业，哪怕再困难也会坚持下来”
宋 靖：您在《中国青年报》一干就是30年，对同样从事摄影记者这份工作的后辈们，想说点什么？
贺延光：现在学摄影条件好，起点高，通过互联网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全世界最好的照片。我的一个看法，摄影是教不出来的，不是说你上了课，几个研究生在那就可以，我们这种上课就是老师在教育方面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条件，至于你能不能干出来完全是你个人的事，你如果不干的话肯定出不来，但是你干的话也未必能出来。摄影是有它的魅力的，它的魅力之一就是你做了很多努力依然没有成功。不是说你自己做了很多努力，这次做采访一定能拍一张最棒的照片，不是！你做了很多努力去拍，你都准备好了，但你想象的东西可能还是没有出来。因为客观上就是没有，要不然就是你的位置，你的位置就是没有那个记者的位置好，这个是你没有办法的。但是现在我们看一个记者也不是只看一两张照片。要学摄影，它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学摄影的人要内心喜欢这个行当，才能学进去。所以学摄影一定要喜欢它，喜欢它和被迫喜欢的效果是两码事，内心对于这个行当的追求是不一样的。有这种追求的人不会太计较利益上的得失，当然记者这个职业的收入也是不太富裕的，如果是真心喜欢这个职业的话，哪怕再困难也会坚持下来的。
我觉得要从事这个行业的话，第一是要喜欢，第二是要明白这个行业的挑战性，正是因为这种挑战性使得这个行业更加有魅力，第三是摄影记者面对社会的变化应该要有敏锐的判断力和预知能力。社会的变化充满着剧烈的矛盾，而这对摄影师来说正是一个机会，因为好的纪实摄影作品和艺术电影一样需要矛盾冲突和戏剧性，而这个社会本身拥有戏剧性的东西太多，太值得我们去记录。近年来中国吸引了许多外国的记者，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题材太丰富，但是有很多题材我们自己没有感受到。前年荷赛的获奖作品《中国制造》就是一个外国摄影师拍摄的深圳的工厂，我们自己觉得工厂打工有什么好拍的，但是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待这个现象，是很有意思很深刻的。
所以我认为一个好的摄影师，熟练掌握摄影技术是前提，更重要的是学识，除了上学学来的知识外，更要尽可能地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社会，比如书、报纸、电影等。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提炼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积累越多拍摄照片时就越轻松，就能够判断什么时候按快门。因为现今这个时代，按快门成了最简单的事。而什么时候按快门成了最复杂的事，你按下快门那一瞬间所记录的画面能不能感染你的读者，这才是最重要的。此外，我觉得现今已不是能够靠一两张照片就能够成名的时代了，由于摄影有机遇性，有时运气好也能拍到好照片，而一个好的摄影师不论拍什么题材都能体现出一定的水准，因此需要很多作品才能评判一个摄影师的功力。
内容摘自《中国纪实摄影家成长实录》（上卷）较原文略作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