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乡：村里来了照相的

如果没有王勇的努力，那些长年奔走在中原大地的乡村摄影师们，很可能会悄无声息地老去，一如凋敝的乡村，从而成为某个时期的口头传说。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他们一直默默服务于农民和乡镇居民。可是，这些摄影师却几乎从未进入过官方摄影机构的视野，从而被忽视、不被承认。

然而，由于王勇的新书《村里来了照相的》的出版，他们陡然间集体出现在公众眼前。 现年38岁的王勇，花了三年时间（2011-2014），横跨河南、山东、安徽、江苏，走访了那些散居在这四省交界处的乡镇上的摄影师，完成了这部乡村摄影师的口述史。

乡村摄影师这个群体的形象，在公众眼中是模糊不清的。但在王勇的书中，他们的形象清晰起来：卑微，勇敢，内敛。他们的光荣与哀痛也在影像中具体起来。

他们几乎没有摄影科班的教育背景。有人自学成才，有人跟父辈学艺，有人从西方传教士那获得得了摄技巧，还有人是从来华做生意的日本人那学会了摄影。

河南民权县60岁的赵秀亭回忆说，他父亲摄影是跟日人学的。“1930年，那个日本照相的从东北过来做生意，我父亲12岁，跟着日本人干杂活，六年后，他开了自己的照相馆。”

可是，由于跟日本人学摄影这段历史，赵秀亭的父亲在1958年被判刑7年，进了监狱，罪名是“里通外国”。1965年，父亲刑满释放不久，又赶上了“文革”，吃了不少苦头。

安徽亳州的李建兴已经85岁了。他回忆说，一生最不好过的时候是1957被打成了右派后。“之前，我是一家国营照相馆副经理，工资一个月45块。 打成右派后，工资一个月只有23块了。 当右派将近20年。生活困难，把孩子给人家一个。后来政府给我甄别改正了，才把孩子收回来，俺能养活得起了。”

像李建兴一样，这些乡村摄影师们多数是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国营照相馆中的一员。他们几乎都到耄耋之年，正在老去。 王勇说，“这意味着我必须和时间赛跑，采集他们的历史和故事。有几个人，在我访问后不久就过世了。”

王勇记录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摄影师的一段私人生活。可是，当把这些个人的历史片段串在一起，它们就构成了有关那个时代中国乡村政治、经济风貌的景象。

75岁的王怀明来自安徽利辛县。他依然记得闹饥荒时那令人心碎的一幕。“1961年，我到朱寨去给学校照相，是小学六年级的。我住大队，好多死人都没人抬啊，都是饿死的，有的一家人全死光了。董必武副主席来检查，召开会议后，整个阜阳地区闹荒的状况大有好转。不然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嘞。”

尽管生活贫苦，王怀明说，人们还是要照相，一般是证件照，会议照，而不是为了享受。因此，他还是每天要工作。“董老（董必武）到临泉县检查，公司就是派我去的。应为我年轻，又是党员。”

中原一带有一种习俗，不留陌生人的照片，甚至烧掉过世家人的照片，长辈例外。王勇说，书中所有的照片，有黑白有彩色，还有的是手工着色的，都是从倒闭的照相馆和旧货市场收来的。

显然，这些老照片是一笔非常珍贵的宝物。知名的摄影评论家、学者晋永权说，“它为今人打开了一扇意想不到的窗户，通过它可以一窥过去了的中国乡村生活。”

除了口述文本，该书还为读者呈现了370幅乡村摄影师拍摄制作的影像，以及乡村照相馆曾经使用过的手工绘制的背景布，自制的道具，以及摄影灯。

作为该书的主编，晋永权认为，“通过这些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乡村摄影师们一直在努力模仿官方宣传照片的拍摄，从用光，到美学趣味到身体姿态到景观想象。然而，在模仿的过程中，乡村摄影师也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质和风格。”

王勇坦诚，他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模仿的人民日报。”在这张拍摄于1998年照片中，“一个电工队的队长，像国家领导人似的左手叉腰，右手挥舞。那个时候，甚至连我这样在电力局工作的人，都不知道一张好照片究竟该怎么拍。我以为，那些在官方报纸上发表的照片就是好照片，所以才模仿。”

王勇自身是河南永城电力局的一名摄影师，曾拍摄报道过给人印象深刻的《俺河南人建国家大剧院》 以及《最后的之前民工》等。

然而，中国的乡村的摄影师，并不仅仅是为农村人拍照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乡村影像的记录者，是中国乡村影像文化的塑造着，是中国影像文化历史的底色，” 晋永权说。“他们教会了农村人如何审美，如何在镜头前微笑，如何摆姿势，如何欣赏背景上的景色，等等。”

安徽濉溪的73岁摄影师营兆云回忆说，那时农村人照相，不喜欢脸上有明暗光影，认为鬼脸才有阴影。他们喜欢照片是中国画中那些神仙的样子，又光又白。因此，“我一般会在他们脸上打平光。”

过去，摄影在农村是件大事，尤其是拍全家福。去照相馆拍照时，一家老小会穿上最好的衣服，还要选一个好日子，

“照相像个重大仪式，”一个名叫“手牵手”的网友看了王勇的书后说。“197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一天下午，我妈妈突然来学校把我叫走了，说是要拍全家福，照相的到我们村来了。记得，照相机很大，有一个木架子，摄影师躲在布后面，手上拿个橡皮球指挥我们：别动，看这里。然后，‘卡塔’一声，他按下了快门。整个过程特别有仪式感。很怀念过去那些照相的日子。”

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乡村摄影师，很多农村家庭可能都不会有一张全家福。

然而，今天无处不在智能手机，消解了仪式感和神秘感。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自拍。“摄影照相术本身拥有的神秘感和仪式感，以及相伴而来的对拍照结果的期待感，已经成为考古学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的传说，” 晋永权说。

在中国摄影史上，乡村摄影师一直是个空白。摄影理论家吴鹏认为，王勇的书中有关他们为什么摄影，怎样走进了摄影的详尽叙事，以及他们对乡村摄影兴衰的见证填补了这个空白。

最近，王勇在河南永城郊区建了一个“中原照相馆摄影俱乐部”。俱乐部定期展览农村人自己拍的照片，并举办摄影讲座和培训。他说，“我希望以俱乐部的形式，长久地留住那些以民间视角拍摄的影像，这对我们的后代很重要。他们可以从这些影像中了解到，我们是怎样走到今天的。”

作者：文赤桦（新华社记者）

（以上图片均选自《村里来了照相的》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