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在铁路上的东北摄影人

通辽一集宁 1998 年 王福春摄（选自《火车上的中国人》）

福春那种走路的姿势，还有对任何事情都有那么大的兴趣，那种矍铄的精神，觉得他根本不像70 多的人。为什么？我就觉得王福春内心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著名摄影家，他没有这个包袱，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奢求，他拍东西也是他喜欢。

他原来是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毕业的，后来也是入伍了，就这点我想谈谈，为什么这么多的纪实摄影师都是退伍兵？我想当兵还是会使人有一种精神，而且有一种行动力。摄影同样如此，搞纪实摄影第一要有境界，有精神，第二要有行动力，没有这两条肯定不行，所以为什么这些人都是有这样一个背景，这肯定是有共性的。

就说王福春吧，他描写的是火车上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大家都似曾相识，自然对他的作品就特别有一种亲近感。而且跟他接触聊天，也能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给人一种能沟通的感觉，特别好。

我觉得王福春最重要，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你在哪个领域，你就把那个领域拍好，你在哪个地区就把那个地区拍好，这也是近水楼台。王福春拍完《火车上的中国人》，又拍了《地铁里的中国人》，都是轨道交通，然后他还拍了《青藏铁路》，所有这一切，他都没有离开过车厢的事。拍《地铁里的中国人》，他还研究用什么相机，最后他发现用莱卡的感觉是最舒服、最好的。

简言之，他已经把他工作的舞台和他要表现的车厢里的社会化舞台融为一体了，如果每个摄影师都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哪个行业都不会缺好摄影师。就摄影系的同学而言，将来工作了，怎么能利用你的工作岗位，把事情做起来，建功立业，王福春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学习标杆。

他还拍了《东北人》。他也是所有的机器都用了，最后用8×10 拍的，拍的是那种冰天雪地的感觉。跟他聊天，你会感觉他从来不假，没有一点儿陌生感，所以他才能拍出来这样亲切的照片。

个人认为王福春的作品也是出自一个普通人的视角。那天铁道部被撤，微信里发的全都是王福春的照片—《火车上的中国人》。后来铁道部变成了铁路总局，很多人怀念，那天发的也全是王福春的照片。所以我觉得一个摄影师能在这么平凡的岗位上做出这样一个成绩，是最值得学习而且最有借鉴意义的。王福春在绥化那么小个地方当文化干事，居然能拍出这样的作品，我觉得是很厉害的，这需要坚定的信念、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和对那方人的热爱，这都是可以在作品里体现出来的。

逢凶化吉，圆了我的天路之梦

宋 靖：王老师，您现在在拍摄什么主题？

王福春：我没有特定的主题，主要是坐火车拍火车，坐地铁拍地铁，走到哪拍到哪，不放过一切机会。

宋 靖：您是不是也拍了一组《青藏铁路》？

王福春：2007 年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我也“提速”了，开始拍摄新的动车高铁里的中国人，总觉得不拍青藏铁路既不完整更是缺憾，在青藏线修建的时候铁道部曾两次派我去拍，我都没去。

宋 靖：为什么呢？

王福春：因为青藏线属高原缺氧，我觉得身体不太好，为了安全就没去。2006 年青藏线开通，2007 年10 月我第一次去，去之前，先回老家哈尔滨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血压高，心脏也不是很好。检查后医生让我住院，我说我要去青藏线，给大夫吓了一跳，他们都不理解，说这太危险。后来我还是硬着头皮踏上了北京—拉萨的火车，开始我的天路寻梦之旅。为了适应高原反应，我第一站到的西宁，休息了两天，结果出现高原反应。当时测量了血压，高压在150、160 左右，低压90，我就心里发虚，真想打退堂鼓，打道回府。可一想，这不是就白来了吗？心想到格尔木看一下再说。到了格尔木一看血压不但不降，反而升高了。这让我为难了，去还是不去？去身体不行，不去就差一步了。最后决定先去解放军医院住院，到了医院后输液、给氧，住了一周后，大夫说没问题了。

《青藏铁路》

《青藏铁路》

宋 靖：大夫准您去了？到拉萨有什么感觉？

王福春：是的，当我真的踏上去拉萨的列车时，我兴奋不已。当我面对那满脸刻着沧桑、手摇转经筒的慈祥老人，对视那一双双穿透心灵的明亮眼睛，看到那身穿紫红色袈裟诵读经文的虔诚喇嘛、那玩手机打电脑的时尚青年、那天真好奇顽皮的孩子、那洁白的哈达、那优美的舞姿，听到那动听的歌声，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我，我兴奋地忘掉了自己。当列车穿越海拔5072 米的唐古拉山口站时，令我惊奇的是，我竟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后来我就从格尔木到拉萨、拉萨到格尔木，不知疲惫地一次次往返，沉醉地穿行于一节节车厢，捕捉一个个让我感动的画面。

宋 靖：拉萨到格尔木多长时间？

王福春：要一整天时间。我主要是白天去，因为白天可以拍片。这是我第一次去。第二次是2007 年11 月末入冬时候去的。当时铁道部给我开了免票，我先在北京洗了个澡，因为到了西藏是不能洗澡的，高原洗澡犯忌，易患肺水肿和脑水肿，随时有生命危险。

宋 靖：对，怕缺氧。

王福春：后来我在浴池里洗了澡，浑身还是汗，出门一着凉风，就感冒了。感冒了去青藏线也是犯忌的，加上我心脏供血不好，血压也高，都六十开外的人，已不再年轻了。这让我犯了难，去有危险，不去票作废了。我凭第一次进藏的经历，壮着胆子冒险启程了。也许，我的真诚感动了上帝，也许，有佛祖的保佑，我逢凶化吉，圆了我的天路之梦。当我准备第三次进藏时，拿到的是2008 年3 月16 日北京至拉萨的车票。不巧，15 日在中央电视台看到拉萨“3·14 事件”，我的心不由地紧张了一下。这次，我的勇气真的没了，失掉一次机会。

《青藏铁路》

小机器可以拍大专题，小机器可以大制作

宋 靖：除了铁路，您还拍了现代轨道交通，比如说北京的地铁。

王福春：1998 年我55 岁提前退休了，2002 年全家迁居北京。我来北京，每次出行办事都乘坐地铁，于是便想拍《火车上的中国人》姊妹篇《地铁里的中国人》。可两年多在地铁里就是找不到感觉。那躁动拥挤的人群、那弱光晃动的车厢，令我的莱卡M4-P 无能为力。而我在地铁里拍片子怎么拍都不满意，可能是因为光太弱，光圈开大就没有景深了，要是景深有了快门速度上不去，回来一冲全是虚的。

这让我挺困惑的，我儿子给了我一台索尼的小数码相机，我这人比较传统，对数字影像持有偏见，不愿接受。可我到地铁里一试，一下就找到了感觉，而且拍摄立竿见影，拍完就能看了。正好2006 年10 月松下LX2 上市，我就买了，觉得特别好用。因为它小巧，在低速弱光下单手都能拍实。用16:9 的画幅，我尝试低速快门1/5、1/10 秒都不虚，因为它防抖。而且我单手拍觉得特别好，因为不被别人注意，就像玩似的。你要是双手持机拍摄，就像拍照的姿势了，别人就会防着你。

《地铁里的中国人》

后来我这台相机用得得心应手了，从LX2、LX3 到LX5 不停地换，等LX7 出来的时候正好索尼公司出了“小黑卡”，我一看有2000 多万像素，体积还很小，就买了。我觉得纪实摄影就是要在离人最近的情况下拍摄，包括拍摄火车厢里的人和地铁里的人。因此相机越小巧越好，数码相机小型化、智能化，而且图片质量并不在于机器大小。我在平遥展览的时候是第一次用小机器拍的，因为画幅是16:9，我就两张放一起正好变成方片20×20 英寸的，框是60×60 英寸的。一开始我不敢放大，怕虚，但我放大之后一看觉得没问题。这是2007 年第一次在平遥展出，之后2008 年展出我的《天路藏人》，我想试试看放一米的行不行，结果放一米也没问题。2009 年我在云南办展览，打印输出设备幅宽是一米五的，我就说能不能给我出个大的，出来以后发现还是没问题。这事儿我到现在都解释不清楚，就是小数码拍的图片放大以后看，没有颗粒，而且实度、层次感觉特别好。这让我特别兴奋，让我一下子就定位了，小机器可以拍大专题，小机器可以大制作，办展览出画册完全够用，拍纪实不在于机器大小，越小巧越好。

宋 靖：您也是用变焦镜头？

王福春：是28—100mm 变焦镜头。

宋 靖：变焦镜头您主要是用哪几个焦距？

王福春：我大部分都用广角端，因为地铁里空间小。

宋 靖：拍青藏线也用这个？

王福春：对，用的LX-2，我都不相信，影友也不相信。影友大部分都有这款相机，有的拍花絮，拍合影，真正拍专题他们就觉得这玩意儿不靠谱。我说我就是用这个机器拍的，通过我“宣传”之后买这款机器的人多了，实际上就做了个活广告。后来我就信心足了。今天，人们防范意识特别强，肖像权、隐私权提出来以后，给摄影带来很多的麻烦和困难。特别是今天这个全民摄影时代，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你用佳能5DMark II 没法拍，地铁里你刚拿出来相机别人一瞅你就不敢拍了，小机器你怎么拍都行。

宋 靖：您当时拍《火车上的中国人》的时候，用以前的胶片相机别人随便让您拍？

王福春：那时候我用过尼康，包括哈苏也用过，最后都不行。到80 年代后期我就用尼康换了一个徕卡相机M4-P，这在徕卡的M35mm 里算小巧的了。当年拍片子时人们防范意识差，玩摄影的人也不多。那时候我就用它一直在火车上拍，从影像质量来看徕卡是最好的机器，除了用21mm 镜头拍场面外，一般情况我都用35mm1.4 光圈的头，口径比较合适，也不变形，视角还大，信息量还够。所以后来我就觉得35mm 镜头我用着最为理想，原地不动35mm，前进一步50mm，后退一步28mm，这就是我总结的口诀。但数字时代以后我这机器就拿不出手了，在火车里还可以拍，但在地铁里光线太弱了，后来就全部用小数码相机拍，不像过去拍得很死板，数码相机机动性、灵活性、随意性都好。现在我又拍动车、高铁，整个车厢里的环境全都变了，而且在车厢里公开拿相机肯定不行，我只能是拿小相机掩蔽性地拍摄。

宋 靖：就像变魔术似的。

王福春：是啊，那种条件逼着我想出各种招。过去拍片叫潜心摄影，现在叫潜伏摄影，就是不能公开，像特工人员。我把相机侧肩挎，穿上外衣，当我发现目标时，用手拽出，按完快门手一松，相机回到衣服里，被摄者抬头一看没看见相机，他就以为没照相。另外我也形容自己是“职业小偷”，有些镜头想在我眼前溜过去都不容易，因为我在火车上拍片两眼到处乱看，在车厢里来回走，你走一个来回还可以，走四五个来回旅客就注意你了，多次被旅客通报乘警，说我是小偷，乘警审讯查证件，弄得我哭笑不得。这些年在车上拍片，练就了一双“贼眼”，列车到什么地段小偷多，小偷什么时候出场，我非常清楚。有时与小偷不期而遇，小偷以为我是小偷，其实他是小偷。

这么多年越拍越有感觉，越拍越有感情，拍到后来铁道部的人也被我感动了，他们通过报纸、电视、杂志看到了我的照片，就来找我，还主动给我开了免票，开介绍信，支持我继续拍动车高铁里的中国人，所以我还是觉得和铁路有缘。到现在我的创作欲望、拍摄激情都一点儿不减。而且摄影让我享受快乐，不是那种刻意追求的快乐，而是就在你眼前突然出现的快乐。经常是我出门去办事，不管我走多远，一摸发现相机没带，马上回家取。发现手机没带，我都不考虑，爱带不带，我爱摄影就到这种程度。所以这台卡片机24 小时伴随在我身边，不放过一切机会，有些镜头就是不经意间出现在眼前，顺手拍下，非常难得，都是生活中的小碎片。

现在老百姓都知道我了

宋 靖：但是您可以整理出来一些专题性的作品。

王福春：我把20 世纪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还有新世纪拍的火车题材，分为普通车、动车和高铁三个系列。从蒸汽机车拉的绿皮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拉的红皮车、蓝皮车，到今天动车高铁的白皮车，它承载了整个铁路的变化，还有火车里人的变化。70 年代、80 年代那个时候，人们都戴解放帽，穿解放服，千人一面，千人一服装。80年代中期时装开始出现，什么喇叭裤、蛤蟆镜、留长发、跳街舞等，手拎三洋录音机听邓丽君的歌。90 年代人们追求时尚很普遍了，奇装异服人人穿。2000 年新世纪进入数字时代，手机、电脑满车厢，上网聊天的、看电影的、听音乐的、炒股的、玩游戏的、玩IPAD 的，从老人到小孩全是玩手机的低头族，而且他们也不再看车上的电视节目了。我在1987 年拍摄了电视机第一次上车厢，那时全车厢的人都在看电视。现在车厢电视无人看，都低头看自己的手机或电脑。这是时代的变化、车的变化、人的变化，也是国家的变化。而且我拍摄时也没想到铁路发展这么快。

我对铁路感情太深了，我一踏上列车就兴奋，不知疲惫地一次次在车厢里来回走，有座也不坐，有铺也不休息。说来也神了，那时我患神经衰弱，吃安定五六片睡不着觉。可躺在列车上，列车左摇右摆，五脏六腑都要颠出来的感觉，车轮的隆隆声，就像一首交响乐、催眠曲，很快让我入睡。可是一回到家，一静反倒睡不着。

宋 靖：您一上火车就忍不住想要摄影？

王福春：对，2001 年我的《火车上的中国人》画册出版了，我深深地呼吸了口气，心想：我这么多年在车上奔波，从没好好休息过，这次坐火车一定老老实实当回旅客，享受旅客的待遇。可在卧铺上躺了不到一个小时，心里就像长草一样，没办法又拎着相机到车厢里窜。我真的说不清楚，我患上了职业病，上瘾了。在火车和地铁里拍片离人最近，而且你会有心理障碍，人家眼一瞅你，你就不敢拍了。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跟人协商啊，我说不能协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你一商量瞬间都没了，所以只能偷拍。好在现在地铁里大家都是低头族，还真不注意你，我在地铁里拍了上千张打哈欠的照片，现在手机照相更方便，如果手机能把照相功能放在第一位，手机拍照就更精彩了。诺基亚出的手机4000 多万像素。我最近为诺基亚手机做广告，北京地铁各线都有我的广告大头像。因为机器越小越隐蔽，拍的东西就越鲜活，在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拍最好。我利用职业之便，跑遍全国铁路各线，如果不在铁路工作，连想都不敢去想，也没想过铁路发展得这么快。所以火车基本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符号了，它代表着国家发展的速度。

最近我在微博上看到《火车上的中国人》上传非常火爆，几天工夫上传数量就达到十几万次。因为铁道部都撤了，绿车皮也消失了，人们对过去坐火车的经历变成了一种怀念。尽管那时坐火车很痛苦，也很无奈，但是看了我的照片以后大家觉得挺有趣的，带来一种回忆，所以上传得特别火，这是我没想到的，我觉得过去在摄影圈都知道我就挺好了，现在老百姓都知道我了。我现在在火车上拍片，总有人认出我来：“你是上电视那个拍火车的摄影师吧。”并主动和我留影纪念，我就觉得特别欣慰。

宋 靖：有一天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发来一张照片，说这个人拍得真好，我一看就是您的照片，还在微博上传得很迅速。

王福春：所以我也在想，我是借了铁路的光。铁路成全了我，我也给铁路留下一部作品，跟火车有关的作品，这其实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

宋 靖：请您谈谈您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基础，是什么机会，或者是做了什么样准备让您有了机会能够接触摄影，让您有了收获很多快乐和荣誉的这样一个工作。

王福春：首先说说我的人生吧。我的童年是痛苦的，三岁没了母亲，五岁没了父亲，是个苦孩子，是我哥哥嫂子把我带大的。我哥哥嫂子有五个孩子，加我六个，我是老大，他们管我叫小叔。我没有小叔的概念，感觉跟他们是一样的。我哥是老大，中间还有几个都没活下来，就剩我最小的一个还活了。所以我哥哥嫂子对我非常好，我嫂子从小也没母亲，她对我就像对亲孩子一样。

我1962 年初中毕业，就想找工作挣口饭吃，我一个大小伙子靠哥哥嫂子养活，一点儿面子都没有。我家那时从黑龙江老家绥化搬到哈尔滨，后来铁路工程队招工，我就报名了。回家后哥嫂说你这体格怎么能修铁路，挑石头钢轨把你压也压坏了，就执意不让我去。这是哥嫂对我的疼爱，但是我心里就是受不了。就在这时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招生，哥哥在铁路局工作，没和我商量就给我报了名。我哥拿一堆报纸让我复习考试，我不想考，因为考上后又得上三年学，还得让哥嫂供三年，我就特别不想考。但哥嫂就逼着让我去考，那时工作也非常不好找，我只好去考，结果考上了。

既然考上司机学校，我就想当火车司机，开火车挺神气的，离地三尺活神仙，工资又高。我上初中时家搬到机务段附近，每天拉着爬犁去机务段捡煤核烧，天天听火车叫，看火车奔跑，对蒸汽机车有着特殊的感情。但是我被分到了车辆班，就是拿小锤检车的，所以没开上火车，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上司机学校念了两年多，还没等毕业，1965 年部队来招兵，我当时也不想去，觉得路走得太长。同学们不想去就找借口说视力不行，我是很单纯的人，参加了体检，各方面都没问题，就应征入伍了。

一当就当了五年兵。因为我画画写字不错，到部队不到一个月，新兵训练刚发枪，我就被调到军区里学习。后来留在师里宣传科帮忙搞宣传，军里也调我，团里就是不放，最后留在团里在俱乐部放电影画幻灯，写毛主席语录，画毛主席像，那段时间对我的锻炼非常大。而且部队为了提拔我还强留我多在部队里当一年兵，提我当电影组长，我却死活不愿意，就想回家到铁路工作。当完兵回来后，分配到三棵树车辆段做车电钳工，就是检修客车电气设备，经常到北京、上海跑车。后来因为我做宣传做得好就把我调到工会了，成了工会宣传干事。正好1977 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开始技术大练兵，我们工会主席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拍劳模照。我说没相机，他就让我去技术室借一台海鸥相机。所以我是从一台海鸥相机“起飞”，一直“飞”到今天没停下来（笑）。

宋 靖：在这之前您也喜欢摄影吗？

王福春：在这之前我也照过相，但对摄影不感兴趣，总觉得摄影不是艺术。那次拍光荣榜劳模照以后，我开始觉得拍照片比画画来得快，立竿见影。从此我们单位开的大会小会什么会我都拍，民兵训练、技术比武等，疯狂地拍。现在回头看以前拍的那些照片，尽管胶卷曝光不准确，有厚有薄，冲印技术也差，但这一张张老照片即使拍摄技术不好也都看着好了，因为是那个时代的记忆。这期间我们工会主席为了提拔我，不能总当干事，就下令让我到车间当书记。两次下令我连看都不看，我说干不了，我没这水平，我就喜欢摄影。后来正好铁路局科研所有这么一个摄影编制，我就被调去当摄影师了。其实是广告摄影师，单位研制出了新的产品，我就拍。那时为了在报社发稿，我拍车站服务员扶老携幼、列车员端茶倒水热情服务。那时都是摆拍，公式化、模式化的拍法。后来我利用每天坐火车通勤上下班的机会拍火车上的生活，那时候是

无意识地拍火车，觉得拍火车挺好玩的。所以我和很多学生讲课时就说你干啥拍啥，我干铁路工作就拍铁路题材，拍铁轨上奔腾的蒸汽机车和车厢里的人。我把蒸汽机车一直拍到退出我的视线，退出历史的舞台。我拍火车上的中国人30 年，一直坚持到现在。

你生在哪，你就拍哪。我生在黑土地，就拍了《黑土地》、《东北人家》、《东北人》等，拍家乡父老、儿时记忆，这是最好的选题。

宋 靖：您是怎么想到把铁路当作一个题材来拍的？

王福春：我是铁路职工，享受铁路免票，就利用坐火车的机会拍火车上的故事。没人让我拍，都是无意识的。一开始就是拍着好玩，时间长了拍多了，发现这是一个系列，那时候还没有纪实摄影和专题摄影一说，后来我就以它为题了。之前我也拍过风光，我是最早拍摄“雪乡”的摄影师，曾经有13 个春节都是在“雪乡”过的，可以说是我把这个小山村给开发出来并把它推向了全国，我的第一张作品《雪乡》参加了上海第一届国际摄影展，这个名字是我最早叫响的，对其倾注了我大量的精力和情感；我也是最早拍摄东北虎的摄影师，用了近十年时间，同样积累了大量的作品。1998 年虎年，我的“东北虎”系列作品风靡全国，着实与虎火了一把。但这两个题材与我的“火车”与“东北人”系列相比，我还是更喜欢拍“人”。权衡再三，我决定放弃风光包括东北虎等题材的拍摄，专心致志地投入到纪实摄影领域中去，拍摄我更加熟悉与热爱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和《东北人》。

由于我学过美术，所以我的构图技术比较熟练，一次性构图，很少后期来裁剪。此外我还喜欢漫画，我画过漫画。《讽刺与幽默》我从创刊一直订到今天，现在我的床头全是漫画书。因此，我把漫画中幽默搞笑的元素融入我的摄影作品中，这是我的影像最大的特点。现在幽默摄影在中国都没形成气候，每个摄影师有十张八张很正常，拍出上百张上千张的在中国摄影界一个都没有。2013 年1 月1 日，我在五棵松展出了我的幽默摄影。开始想展我的《火车上的中国人》、《地铁里的中国人》和《黑土地》等专题，片子是现成的，结果我的展品从外地发回来一看，已经破烂得不能展了。我不想走老路展老片，就想拿点新片给大家看看，我就把我的幽默摄影展出来了，很受欢迎。幽默摄影讲究对比添彩、错觉出奇、巧合生趣、以趣生情、以情动人，画里之意、弦外之音，融幽默、哲理于一炉，严肃的主题，幽默化的处理，那幽默，灰色幽默、冷幽默和黑色幽默更具辛辣味，也就是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作品的深度和内涵。幽默是一种智慧，带给人苦涊笑的同时，也能引发对人生哲理的思考。

我觉得换个角度看世界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生活中幽默处处都有，但我们活得不幽默，看不到这些幽默，反而活得很累。我拍《火车上的中国人》也有幽默的元素，但我现在从社会生活中去专门拍了一个幽默摄影的系列，大家看完以后都笑了，我就高兴了。

东北人和铁路是我的两大主题

宋 靖：纪实摄影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拍，最后整理，另一种是主题先行，拍摄过程中再不断修正。就您的《火车上的中国人》而言，在车厢这个特殊的空间内把一张张照片串起来，可能它们本来并没有特别紧密的联系，但车厢里中国人表现出的特殊的状态就是一个广义的主题了。

王福春：火车的车厢是一个小社会、一个临时大家庭，中国人出行首选坐火车，实惠、安全。中国人坐火车从20 世纪80 年代“民工潮”开始以后，常常人满为患，乘车难，买票难。那时我在火车上拍片，遇到很多危险，可以这么说，我的摄影作品是用生命代价换来的。我这人活得比较单纯，头脑也简单，除了摄影以外什么都不行，两件事三件事放在一起做，就是一锅粥，成了“东北乱炖”了，一件事也做不好。所以摄影成了我一生的最爱，也是付出代价最大的。

我的肋骨曾两次骨折，左腿胫骨骨折，三九天掉进松花江、镜泊湖、兴凯湖，几次大难不死。1995 年7 月10 日我乘坐哈尔滨—北京—西宁—格尔木—武汉—长沙列车，一路从低海拔到高海拔，头痛得厉害，整宿睡不着觉，又从高海拔到武汉至长沙高温火炉。我是北方人，在冰雪里长大的，耐寒不耐热，车厢里人又特别挤，车外温度38—39℃，车厢里超过40℃，汗味、烟味、臭味，熏得我喘不过气来，全身都湿透了，头跟水洗似的，哗哗流汗。那时绿皮车没有空调，风扇吹的都是热风。后来实在受不了就到餐车要点盐面冲水喝，就这样还是虚脱了，晕倒在车厢里。半个多月时间掉十多斤称。让我刻骨铭心的一次，是90 年代初在哈尔滨—上海的列车上，也是夏天，车上超员百分之二百多，座席底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中挤得满满的全是人，我夹在人群里，想挤也挤不过去，想出也挤不出，卡在中间一动不能动。趁列车来个紧急制动，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我要走过另一节车厢，可是过不去，我想下车走过另一节车厢，可我还没能走到那节车厢门，车就开了，我赶紧跑两步，顺手抓住车门栏杆把手，列车运行在站内速度还很低，身体还能保持垂直，等到出站后，车速快了，我的身体开始倾斜，就在这关键时刻，车门“咔啦”一声打开了，列车员和几名旅客把我拽上车，我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苍白的脸上淌着虚汗，在地上坐十多分钟站不起来，到现在我也没记住那是什么站，一想起这些就后怕。很多人说，你可以不上，乘下趟车走，我说不上不行啊，我的摄影包在车上，里面有镜头胶卷等好多用品。那是我摄影人生中最刻骨铭心、最危险的经历。

《幽默摄影》系列

宋 靖：您几十年坚持拍这一个题材已经算是中国第一人了。

王福春：不敢说第一。在这期间我还拍了《东北人》，所以东北人和铁路是我的两大主题。我把它比喻为我的“自留地”，我要把它耕种好，不能荒废。后来80 年代我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学习摄影，我记得语文老师上的第一堂课，第一句话就说“文学是人学”，后来我才知道是高尔基说的，《中国摄影家》杂志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纪实摄影也是人学，离开人就没有意义。”此外我还把纪实摄影形容为报告文学，它既真实、生动又感人，还具美感。

宋 靖：王老师，您刚才讲了您有了“海鸥”起飞，飞到现在，中间怎么飞的也给我们讲点有趣的故事吧。再讲讲您的《东北人》吧。

王福春：那我就从20 世纪80 年代、90 年代拍《黑土地》说起。我是东北人，我像走亲戚似地走乡串屯，挨家挨户地串门，进了张家，又进李家。因为我从小在农村和城市交界的地方长大，在大野地里奔跑，到瓜地偷瓜吃，对农村特有感情。不知是在城里待久了，还是因为年龄的关系，思念家乡的情感与日俱增。梦中常忆起儿时在林中打鸟，在草丛中捉蝈蝈，在河里洗澡抓鱼，骑猪逗狗；常想起家乡的茅草房、大火墙、热炕头、糊满报纸的土墙，老太太围着泥火盆，抽着大烟袋唠着家常，老头穿着厚厚的大棉袄、二棉裤，头戴狗皮帽子，脚穿靰鞡鞋；常回味家乡的黏豆包、冻饺子、猪肉炖粉条……那剪不断的思绪、抹不去的情怀，总使我魂牵梦绕，无法忘却。

宋 靖：成为一种情怀了。

王福春：对，实际上也是在拍我童年儿时的记忆。现在老土房子扒掉盖成新砖房，墙201刷大白，家家都有电视、冰箱，和城里一样。过去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差距挺大，穿的衣服都不一样，现在你再看一看，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穿的一模一样，有的穿得比城里孩子还要时尚，已经没有距离了。这就是时代的变化。而且过去农村人祖祖辈辈是农民，你想进城都不行，现在农民可以进城，到城里当工人了。像现在农村为啥有很多留守儿童，这也是个社会现象。我拍《黑土地》，拍黑土地的原生态，同时又拉着大白布为背景拍东北人家，一家一家拍。我用爱普生打印机把照片打在宣纸上，把摄影、书法、篆刻、国画融为一体，在平遥展上获十万大奖。后来我用8×10 大画幅拍《东北人》。因为我2002 年来到北京，正好看到798 陈光俊和绿影室钟旭东还有何崇岳都拍大画幅，觉得拍大画幅挺好玩的，一下就把我的情绪调动起来了，我觉得我也需要改变，也需要玩一玩大画幅。先到五棵松去买器材，一看不合适，最后在绿影室买了一台金宝单轨机。我就背着8×10 机器在北京转，天安门、故宫、天坛、颐和园等，拍了一圈，冲出来一看，自我感觉挺好。看看别人拍的，比我还好，我觉得8×10 挺大了吧，别人还有10×20 的，还有更大的24 英寸的。一瞅，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了，就很困惑。我买这台机器一是想尝试下大画幅，另外也是有意识地和数码抗衡，我认为要将传统影像进行到底。

宋 靖：不是，是因为拍的题材不一样。

王福春：我在北京转了一圈找不到感觉，后来意识到，这块土地不属于我。

宋 靖：这句话说得好！

王福春：还是距离产生美啊，我回家乡一看，冰天雪地，美丽“冻”人啊！还是家乡好啊！我背着大机器就回老家了，我也没车，不像别人有车开着，我就赶上啥车坐啥车，沿着黑龙江流域 3000 多公里沿线，辐射到黑龙江各地。我从北极村到北大荒，找黑龙江人特点，因为大画幅是摆拍，不允许抓拍，当时因为受亚当斯的影响，小光圈，慢速度，拍风光行啊，拍人真就不行，1/8 秒人稍微一动都是虚的，最高的1/15 秒，光圈还收不到f/32，也就f/22，而且大晴天还不行，大画幅必须是在阴天散射光，光比不能大，那种黑白效果才好。现在回头看这些照片，那时候真是凭一股冲劲，拍了就拍了，走了就走了，人生就是这样，这一步你不能犹豫，迈出去就迈出去了，现在回头让我再去拍，打死我都做不到。

宋 靖：为什么呢？

王福春：就是那种激情没了，那时我12 月20 日背机器回哈尔滨，到来年5 月6 日回北京，一冬天在黑龙江拍，一拍就三年多。那都是走到大山里啊，我一个60 多岁的老头，搭坐着汽车说翻沟就翻沟，走到雪地里经常一个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非常可怕。走在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像鄂伦春那些地方，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当时我患感冒、发烧，没人照顾我，在那个小村子里打点滴，进那个鄂伦春村落，连大夫都找不着，住的地方有5 块钱的、10 块钱的，什么条件都住了。那是2005 年到2008 年，实际上我就是在黑龙江这么走着，我还想再拍一年，那故事多了，日本遗孤、慰安妇都拍到了。

宋 靖：那还有慰安妇呢？

王福春：有啊，当我透过毛玻璃取景调焦时，看到84 岁慰安妇李风云老大妈刻满沧桑的脸上，流淌着两行诉说她苦难人生岁月的眼泪，让我感慨万千。她是个韩国人，那时和日本人到我们东北来，后来就留在了这边，特别悲惨。取景调焦时我感动得两眼常常是含泪的，调焦都是模糊的，时常忘拔插板、忘按快门。

宋 靖：有多少这样的人呢？

王福春：很多。还有抗联老战士、北大荒人。这本画册是上海比极影像画廊尚陆先生支持出的。

宋 靖：画册叫什么名字？

王福春：我叫“大东北”，他改为“东北人”。

宋 靖：画册里有这张照片吗？

王福春：没有，以后自己出再添加进去，后来画册一出我就再没拍，放弃了，这玩意没完没了，这就画句号。本来我还想再拍一年，再补拍一些，少留遗憾。我拍的东北人以冰雪为主，冰雪用以区别于其他地域的人。中国人是靠服饰来区别地域的，中国人的面貌基本都是一样，只是服装不一样，所以我主要是在冬天拍，要是夏天，就基本和中原人一样，所以我抓住这个特点。我之前拍的叫“黑土地”，为啥呢？因为辽宁的林永惠拍过一个叫“东北人”，他拍我也拍，我俩选题撞车了，而且他先在《中国摄影》杂志发表了，中国摄影界就是谁先发认谁，后来我不能叫“东北人”就叫“黑土地”，和“东北人”区别开。“黑土地”我觉得挺好。后来这本画册，尚陆也没和我商量，就直接叫“东北人”，其实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影像，当时我就是想玩一把，玩半天没玩明白，最后还是回老家黑龙江拍摄完成。

宋 靖：最后还是在家乡找到了感觉。

王福春：对，这片土地是属于我的，我形容是自己的“自留地”。

哈尔滨站 1994 年 选自《火车上的中国人》

武汉—长沙 1995 年 选自《火车上的中国人》

西安—昆明 2009 年 选自《火车上的中国人》

北京—上海 2010 年 选自《火车上的中国人》

光指点不够，他还要有这种愿望才行

宋 靖：您拍黄土高原肯定拍不过侯登科。

王福春：肯定不灵。

宋 靖：所以我那天想问杨延康：“您是贵州人怎么去拍陕北？”最后发现是有点机缘巧合。

王福春：你属于哪就拍哪，1998 年我陪《人民摄影》去江西南昌讲课，后来发现“江西老表”一词，我以为“老表”是贬义词呢，就像我们东北说“山东棒子”一样，后来一问才知道表达的是一种亲情，我觉得这个题材太好了。我在会上就说，“江西老表”这四个字就价值连城，你们谁能够把“江西老表”拍出来，拍出来发给我看，我给你指点，跟我拍《东北人》是一样的，很经典。到现在“江西老表”也没人拍出来，而且这个主题内容也很好，是一种原生态，把“老表”过去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拍出来，到大山里一家家拍，过多少年后，老人没了，叫什么“老表”都没用了，到现在也没有人拍。

90 年代初我还有个选题，叫“北大荒人”。因为我拍的东西太多了，精力不够，我把“北大荒人”选题先后给了不下五个人，谁都没拍出来。十万转业官兵到北大荒，还有百万知青，选题非常的精彩，到现在都没人拍，我也不能再拍了。我给一个人拍，拍拍就不拍了，我问怎么不拍了，他说没感觉。在我摄影人生中我还指导了不下十几人，都挺成功的。有个叫赵刚的，他爸是铁路职工，去援建坦桑尼亚铁路时，买回来个理光7 相机给他玩。1991 年他考上长春光学仪器学院，毕业时应该分配到哈一机工作，我拿他的作品找到黑龙江新闻图片社我的领导,是我的好朋友，看完作品后他被录取，当了新闻记者。后来他先后到北京《新京报》和《新周刊》工作，现在自己干了。

东北人

宋 靖：那正好和相机有点关系。

王福春：他考上大学那天拿着相机找我，他说：“王大爷，我上大学了，您看我拍点啥好？”我说：“你啥也别拍，就拍你的校园生活，什么同学、老师、上课、下课、吃饭、睡觉，各种有意思的你全拍，就拍你身边的人和事。”因80 年代我在哈师大学习，我知道大学校园生活是怎么回事。他第一学期拿拍的照片来给我看，我一看，嘿，上道了，我说：“就这么拍挺好。”他每学期放假都洗一沓照片给我看，有时周末回来，星期日晚上急忙返回学校。大学毕业时，《我的大学》拍成了。到现在他拍那么好的作品，都逾越不过这部，因为这个主题是他在拍自己。另外90 年代初大学破旧、质朴，等他毕业后大学开始合并，装修也豪华了，整个变味了。但他还有点缺憾就是女同学拍得少，他说女生宿舍不能进啊，不能拍，就差这么点。还好，他的女同学丁凤园拍了不少女生照，后来小丁成了他妻子。其实他的《我的大学》是非常好的片子，这是我指导过的最好的一个学生。

还有1994 年我去广西柳州，去见一个铁路上工作的摄影朋友蒋建雄，走在马路上到处都是摩托车，横冲直撞，在内地看不见这么多摩托车，我走在马路中心都不敢迈步子，车太多，我一下来灵感了，拉住他的手就说：“把摩托车拍出来。”因为广东广西摩托车是发展最快的，而且改革开放自行车到汽车的过渡就是摩托车。现在摩托车限行限量，就很少了。他一年后拿出这组片子，中国到现在也没有这样表现摩托车的片子，非常精彩，这是我指导的第二个。

还有2007 年我在雪乡拍8×10 大画幅东北人，大连有个叫孙连工的，40 多岁，他在政府工作之后下海了，钱有了，开始喜欢摄影，在雪乡和我聊天，请我吃饭，聊得挺热乎。有一天他突然说：“王老师，我今年想参加22 届国展。”我说：“行呵，你喜欢拍啥？”他说：“我喜欢风光。”我说：“风光可没戏，雪乡拍烂了。”他说：“那拍啥？”我说：“拍纪实啊！”他说：“纪实拍啥？”我顺口说：“咱们东北有老工业。”他一寻思，对啊！我们大连有老造船厂。这是3 月份说的话，5 月份他来北京了，拿了一摞片子，在宾馆床上全摊开，用玛米亚7 拍的，给我看。我一瞅，挺好，入选没问题，但是获奖有距离，还没达到那高度。我顺口说了句：“你不是有617 相机吗，别人都横着拍，你就竖着拍，造船厂是三维空间，就适合竖片。”这是5 月份说的话，到8 月份展览之前他来了，在798 打电话给我说：“王老师我来北京了，卷冲出来了，您来看看吧。”我坐车过去，一看，精彩绝伦，竖片视觉上本来就很新颖，因为那个空间更适合这么拍，我当时就说：“金牌拿到手。”还有人在场，嘴上没说，心里肯定说你不是评委，你说金牌就金牌？我觉得他已经达到金牌水平了，如果不给金牌那是评委的问题，水平到了，这是我原话。而且巧不巧，他评选获的是记录类金牌奖。他创了摄影界的奇迹，第一次拍片子，第一次参加国展获金牌。

东北人家

宋 靖：大连的？他现在还拍吗?

王福春：他现在不怎么拍了，他现在搞收藏，收藏老照片什么的。他很感谢我，就是我几句话点拨的，因为他理解了，对接点非常好，一步一个台阶，真是点石成金。但也有不成的，1998 年我们哈尔滨和齐齐哈尔有四个朋友去西藏，历时两个多月。有个人叫陈伶，四十多岁，到我这来吃小灶，问我：“王老师我拍点啥好？”我就说：“你们四个人风光风情照拍不误，你给我用哈苏拍100 个藏民人物肖像。”他说好。后来他们回来给我们看幻灯，看到后半夜也没看到这组片子，我说：“陈伶，那100 个人物肖像呢？”他说：“王老师不好意思，我没拍。”我问：“怎么没拍？”他说：“我们去的是无人区，没有人。”这话给我气的，我说拉萨多少人，拉萨是各地朝拜集中的点，最精彩的就在拉萨。我说不用高手，“一般手”三天拍100 张都没问题，差一点的一个礼拜怎么也拍完了。说这话都15 年前了，今天拿出来100 幅藏民人物肖像都不过时。但他为啥不行，因为他没有意识到，怎么点也不到位。那天我给中艺摄影学校的学生讲课，一个学生说：“王老师你别再说了，这个选题我去拍，等我拍回来向您汇报。”

宋 靖：他还要有这种愿望才行。

王福春：对，这样的故事不少。我上课时给学生我的邮箱地址，说你们不要不好意思，给我发片子。有的学生怎么样呢，积了几百张片子发给我，我看都看不过来，我说你不要这么发，你选出十张八张你认为好的发给我，不然我都看不过来，不光你一个人，还有其他人，每次都几百张，但我也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解读，告诉他们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应该拍啥，不应该拍啥，经过几次都有明显提高。

现在的学生都是幸运的，上大学学摄影，老师一对一地教。我在那个年代学摄影时，想找老师找不着，想看本摄影杂志、摄影书都看不着，看影展机会也少，都是“高大全”、“红光亮”模式化的东西。这就是20 世纪70 年代的时候，80 年代后期好了点，现在什么都有了，学啥有啥。全国有50 多所大学有摄影专业课，学摄影太容易了，老师都手把手教。

宋 靖：对，现在多了。一个《东北人》，一个《火车上的中国人》，然后是《地铁里的中国人》，您刚才也说了点，这就是您来到北京之后所关注的？

王福春：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选题是属于我的。

宋 靖：都是车厢里的事。

王福春：对，你看一个地上，一个地下，一个长途，一个短途，空间都是一样的，用胶片相机怎么拍都不成，最后用数码相机拍，找到感觉了。我拍地铁以北京地铁为主，又先后跑了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香港地铁，用一年多时间把全国地铁跑遍了。到现在我又拍了近七年了，内容丰富多彩，什么都有，我都编辑好了。所以我拍片主要追求生活化、趣味化，不追求大事件，都是百姓生活、人生百态。

宋 靖：这对一般的人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像大事件啊，必须得有一个平台，得服务于一个大机构、大的媒体，才能接触这些大事件。另外像杨延康老师那样的，就得有一种传教士的精神,十年十年地关注一个主题一件事，他的生活方式已经变成摄影了。

王福春：他就跟传教士一样了，一步一叩首，虔诚地按快门。

宋 靖：所以这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

王福春：特别是年轻学生，觉得拍纪实比较难，无处下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纪实摄影已经形成气候了，每个题材都被人占领。很多年轻学生都去玩当代艺术，玩观念摄影。观念摄影就像流行歌曲一样，兴一阵，长不了。真正能传世的还是纪实摄影，它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远远大于它自身的审美价值。最后摄影拼的不是长枪短头，而是镜头后面的头脑，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学修养、艺术修养和丰富的人生阅历。现在年轻学生知识有了，艺术修养也够了，可就是人生阅历太短，经历就是财富。所以，摄影师必须具备文学家的思想、哲学家的思辨、美学家的愉悦、漫画家的幽默，才能拍出生活化、趣味化，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不同寻常的佳作。

现在拍片很多人都停留在简单地记录阶段，要遵循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生活中的闪光点，就是我们常说的作品的艺术含金量。纪实摄影美在内容，不在形式，内容永远大于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但愿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现在能选好题，就能成功一半，但必须下功夫，不要急功近利。俗话说：放长线钓大鱼。今天的学生你真的选准主题，坚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再看，作品的社会意义、历史价值该有多么重要啊！每个阶段、每个时期都应有年轻人去做，就像接力赛一样。

宋 靖：其实我觉得学生还是没有想着去做，他们现在如果拍火车，真能拍进去，也一样。

王福春：还得具备条件，得有经常坐火车的机会，一年坐几次肯定没戏。我也看到很多人拍火车，缺少深入，拍得量不够，质量就自然上不去。

宋 靖：但是作为符号，可能认可的人还是您。

王福春：摄影界谁先打出去就认谁，比如《火车上的中国人》，我之后也拍了那么多，却没急着出版，为什么？你出什么也超越不了原来的，后来我也不急，就先拍着积累吧。所以有一部就行了，把这个做好，做深，做透。当然除了有一个好的独特主题，还得有让人过目不忘的片子。

关于王福春

知名自由摄影家

成名作《火车上的中国人》为广大民众熟知

1943 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绥化市。

1963 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

1965 年军队招兵应征入伍。

1970 年退伍后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局三棵树车辆段做车电钳工，经常到北京、上海跑车，后调到工会任宣传干事。

1977 年“文革”结束开始技术大练兵，开始用工会的一台海鸥牌相机给劳模拍照，从此爱上摄影，并开始了火车题材的拍摄，持续至今。其间创作了《东北人》、《黑土地》、《东北虎》等著名作品。

20 世纪80 年代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摄影专业，曾任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摄影师、编辑。

2002 年全家迁居北京，由于出行办事经常乘坐地铁，便开始拍摄《地铁里的中国人》。

2002 年《火车上的中国人》画册获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中国优秀摄影师“阿尔卡特大奖”一等奖。

2004 年《东北人家》获第四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大奖金奖。

2006 年《东北人》获山东济南当代国际摄影双年展最高学院大奖。

2006 年购买了第一台数码相机—松下LX2，从此热衷于用数码卡片相机拍摄纪实作品。

2007 年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开始拍摄新的动车高铁里的中国人。

2008 年《黑土地》获山东济南当代国际摄影双年展世界杰出职业摄影师奖。

2010 年被《文明》杂志评为“文明经典·杰出摄影家”和“文明中国·杰出摄影家”。

2012 年荣获国际摄影学会“金龙奖”终生成就奖。

2013 年初在五棵松展出了自己的幽默摄影作品。第十七届全国影展金牌获得者，第三届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中国摄影家协会德艺双馨优秀会员，曾多次赴丹麦、法国、巴西、意大利、英国、俄罗斯、美国、荷兰等国家参加摄影展。

本文摘自《中国纪实摄影家成长实录（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