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生态农民

我们每天生活的食物体系变得越来越破碎，食物来自哪里？谁种植了这些食物？它们当中含有多少有害的物质？后工业化代的食物高度机械化，种植方式单一，大量使用人工合成化学物质和转基因技术，农民变成了工厂流水线工人，生态多样性也遭到了毁灭……不过，依然有一种有机的生态农业系统在新时代生根发芽。绿色和平历时十个月，横跨五大洲，在6个国家记录了那些践行生态农业的农民们的事业、生活和与人们的美好关系。

食品安全和雾霾无疑是中国人最担忧的环境问题。吃到安全的，健康的，有童年味道的食物，是很多城里人的梦想。在中国社会中，出现了这样一股力量在回应这样的需求。图为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新兴的有机市场大受欢迎。Peter Caton/ 绿色和平

座落在北京延庆山沟里的“山间别薯”农场，就更是一幅室外桃源的景象。从2009年开始，农场的主人苏文为了“吃上健康、无污染的食物，减少化肥农药对土地的污染”而从一个城市白领变成了农民。图为苏文在用她自己做的紫薯粉进行茶艺表演。

“山间别薯”执行着人与自然融合的理念，紫薯旁边就有盛开的野花，小虫和小鸟没有被赶尽杀绝而是维持着微妙的平衡。3/4的土地养着各种牲畜，来供给天然的肥料。这样的农场除了出产食物，也是能让孩子们安全玩耍和进行环境教育的所在。

在北京郊外的“山间别薯”紫薯生态农场，一些生态红辣椒在被晾晒风干。

使用有机食材，并在家做饭，邓女士和她的两个孩子就是这个城市新潮流中的一员。“分享收获”农场的主人石嫣，应该是中国学历最高的农民。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一手组织学术交流，一手下田除草。“分享收获”农场现在有着400余个订菜的会员，上百亩土地，几十个大棚，种植着各种有机蔬菜，同时也养着鸡和猪。而像这样以会员预付来与农民共同承担风险的“社区支持农场”在中国已经有500余个。

广西柳州的一批年轻人，在2004年创建了“爱农会”。他们组织柳州周边的农民不使用化肥农药，保留土生种子、土生品种的农作物和传统手工生产方式生产的食材，比如家传土鸡，香猪，用本地小黄豆以土方法加工的腐竹、豆芽，用本地品种小麦做出的自然风干面条，还有用本地大米做出的土米粉等等。图为广西柳州市合力村的生态稻田的诗意画面。

广西柳州市合力村的生态农民老付和她的妻子说：“我们想吃得健康一点，也想看到我们的孩子能够吃得好，茁壮成长。”

广西柳州农夫秋哥的农场，一位农民正在收割莲藕，准备送往广西爱农会的生态餐厅。

爱农会在广西开了两家餐厅，用这些农民生产出来的食材制作健康美味的菜肴，同时也出售这些土特产。通过爱农会的倡导，城里的消费者用自己的购买在推进一个良性系统的形成，不只保证安全和环境的健康，也保护了地方传统的饮食文化。

农业是柬埔寨的支柱产业。柬埔寨土地肥沃，极少台风、地震，终年适宜农作物生长，虽然传统农业的发展缓慢，但由于农药使用少，耕地未受严重污染，柬米已经成为全球有机大米的主要来源。而现在，柬埔寨的生态农业也在悄悄发生着新鲜的变化。

在柬埔寨，生态农民正在收割他们的生态蔬菜，一辆由农业研究发展中心（CEDAC）提供的货车在农场外面等待送货。采摘下来的生态蔬菜将被送往柬埔寨首都金边，在那里经过清洗和包装之后进入金边的商店和超市。

这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技术通过管理作物、土壤、水源和营养来改善农田，并拒绝使用化学物质。这样的方法既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也保持了土壤的肥力。这种技术不仅让许多农民们看到了保护他们的土地和家园的有效途径，也让他们通过这种可持续的种植方式获得自主权。

柬埔寨的生态农民Sovanry Nhem和她的家人在享用生态餐。“在我了解化肥的危害之前，我经常使用化学品。后来我开始减少化学品的使用，到现在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用过那些了。使用水稻强化栽培体系SRI的方式种植比施用化肥更高产。我们在稻田里施粪肥并采用人工除草。稻米长势很好，这跟我用化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以前我打了化肥以后就回家了，根本不会去农田里除草。那样的话我的稻田生长得就不是很好，产量也很低。更重要的是，非生态大米买不到好价钱，但现在我化肥用得少了，赚的钱反而多了。”

“我种植生态蔬菜是因为我知道这样不会对我自己和消费者的健康产生危害。我教育自己的孩子不要给蔬菜用化学品。生态种植的方法也能够保持土壤的肥力。如果我使用化学品，农田里的青蛙和昆虫就会全都死掉了。”柬埔寨的生态农民Sokeam Sam说道。

在金边的一个工作坊里，生态农民们在学习种植生态农产品的知识。这个工作坊旨在交换和分享关于生态种植的信息。

柬埔寨金边的超市货架上陈列着当地生产的生态农产品。采访中，农民证实了现行生态种植方法比原先使用化学肥料的方法更高产。他们也谈到了生态大米能够卖出更好的价格，从而为他们带来更高的收益和更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