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家侯登科已经离开14年了。根据侯登科的生前遗嘱，2007年，由其生前好友李媚、于德水等筹划并组织了“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简称“侯奖”），以期资助中国摄影师记录中国这片变迁中的土地。如今，“侯奖”已成功举办5届，并即将迎来第六届，而侯登科的女儿侯小瑾也开始准备接过这份父亲的遗产。据悉，第六届“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现正接受申报，至2017年7月31日截止。评选结果将于2017年10月揭晓。“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的线上战略合作伙伴及独家征稿平台图虫网已经开通投稿通道（https://tuchong.com/events/436636/）。为了更好地传承侯登科的摄影精神，推进“侯奖”，前不久，年轻摄影师杨云鬯与侯小瑾聊了聊——关于她记忆中的父亲，关于对“侯奖”未来的期望。

 

 

我觉得他性格对摄影的影响主要就这两方：一个是他自己天生的个性，会痴迷于某一个东西；另一个就是他自己从小的经历，使他不自觉地在摄影的过程中寻找自我。

 

杨云鬯：侯老师，您好，今天想跟您聊一聊您眼中的父亲和他的摄影。之前您写过一篇文章，有一些很细节的介绍。站在女儿回忆父亲的视角上，充满了对父亲的追忆。

侯小瑾：2003年的那篇文章，是我在父亲去世半年以后写的一篇比较感性的追忆。那时我才20多岁，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父亲会离开我，父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很大。作为女儿，当时写那篇文章，主要是对父亲的回忆、怀念、爱戴。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可能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对父亲的摄影，对他的人有了更多的认识。

 

杨云鬯：您认为您父亲对摄影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呢？您父亲的摄影和他的性格有什么关联？

侯小瑾：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有的时候对一些事情很痴迷，很容易对某一件事情钻得非常深。他最早的时候绘画非常好，也是因为这个被招到铁路做宣传的工作。上世纪70年代初，他有一段时间负责放电影，可能接触到了很多黑白影像。后来他又接触到了摄影，非常痴迷，开始进行光影、线条、色块这类图像的试验。但很快他的兴趣就发生了转变，开始拍人物和纪实性的题材。

另外，他的摄影和他本身的经历也有关系。他小时候生活在县城和农村的结合部，尽管家住在街上，却属于农村户口，所以他接触了很多农民。我爷爷进过监狱，奶奶改嫁了很多次，家庭名声不好。父亲也因此从小受到当地人很多的歧视。

 

 

 

 

 

父亲是靠他的曾祖母抚养长大，家里没有劳力，拿的公分很少，一老一小经常被村里人欺负、排挤，比如在吃公社大锅饭的时候，他们总被排在最后，也因为反抗挨过打。父亲应该是个很敏感的孩子，从小承受偏见和不公，让他很早就体验了中国农民在勤劳朴实之外的其他方面。比如狡黠、偏见、愚昧，这些他都看在眼里。他在拍摄的时候就会无意识地寻找自我。他的回忆，他的认识，他所了解的现实中的人性，这些东西不是表面，而是更深层次的。比如说这些人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这种生存状态和他自己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杨云鬯：所以说他的摄影更像是在追寻自己，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情投射在了他拍摄对象的身上。

侯小瑾：对，没错。从这一点上说，我父亲的“纪实”是在记录现实。但是你如果阅读他写的很多日记和评论文章，你会发现他其实不断地在拷问自己：我拍的东西是不是现实？我能不能把我自己从我拍摄的对象里边割裂出来？我能只拍我的对象而不带入自己的感情吗？

 

 

杨云鬯：在一种主观和客观的状态之间，自己询问自己。

侯小瑾：对，所以说他的作品，你看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一种张力在里面。比如我们现在去看很多纪实摄影师的作品，拍的上世纪80年代，那些照片就很现实，摄影师个人的主观表现就会少一些。但是我父亲的照片在纪实基础上，主观的感觉其实特别强烈，而且很矛盾，去不掉。

 

 

我自己眼中的父亲那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他对自己家人非常苛刻，我觉得我们永远达不到他的要求。

 

杨云鬯：是的，您父亲自觉的那个点和他同时代的很多摄影师不一样。

侯小瑾：对，他总是处于这种很有张力的状态。怎么说呢，这是他的特别之处。他一直处于一种很绝望、自我批判或者反思之中，他的东西表现出来也是这样的。

去年在深圳回顾展的研讨会上，曾经有人就说他作品所体现的现实主义，我觉得我父亲的摄影其实不完全是现实主义。

在他的图片后面有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看到他的图片会有不同的解读，或者能感觉到有很多感情。他摆脱不了自己，摆脱不了艺术，也摆脱不了他想反映的现实，很矛盾。

 

 

 

杨云鬯：那在您成长的过程中，除了摄影以外，会不会感觉得到他在其他地方也是一个矛盾的人？

侯小瑾：怎么说呢？我自己眼中的父亲那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他对自己家人非常苛刻，我觉得我们永远达不到他的要求。但是听他的朋友说，心里明白他对自己的家人还是蛮依赖的，因为父亲从小的经历，潜意识里是渴望家庭和亲情的。

 

 

 

杨云鬯：他可能对于家庭、家族或者家人的这种渴望是特别强烈的，所以才会让你们觉得他很苛刻？

侯小瑾：是的，他在生活中表现的是对家人好像毫不在意，但有时候又特别在意。我跟你讲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的名字里有个“小”字，上初中时我觉得“大小”的“小”不好听，就把这个“小”改成了“拂晓”的“晓”。然后我把所有的书和作业本上的名字都改成了“晓”。结果有一天我爸爸看到我的本子，就质问我“你怎么擅自改自己的名字呢？”我说，我觉得那个“大小”的“小”不好，等我长大了难道别人还叫我“小”瑾啊？然后我父亲就勃然大怒，说你的名字是父亲给你的，你没有权力改，对我一通臭骂。他觉得作为父亲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但是我不服他，我就很气愤，凭什么我没有权力改？这个“小”就是不好听，我要改成“拂晓”的“晓”。结果我爸突然冒出来一句：“那你觉得邓小平‘小’不‘小’？”我瞬间无言以对。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改过自己的名字。所以你说他真的不在意自己的家人吗？

我觉得我爸爸可能是从小家庭不完整，缺少父爱母爱，所以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对亲人的感情，而且可能骨子里就是比较害怕表露亲情，表露自己脆弱或者软弱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对朋友真的是太好了，让我觉得他的朋友比家人重要多了。

今天我还问我妈：“你对我爸那些陕西朋友有什么记忆？”然后我妈回答说：“有什么记忆，反正过年从来没有见过你爸和我们在一起。”

 

   

 

杨云鬯：可能觉得跟朋友在一起更轻松。

侯小瑾：对，他跟他的那些摄影圈的那些朋友在一起，真的是掏心掏肺。今天我还问我妈：“你对我爸那些陕西朋友有什么记忆？”然后我妈回答说：“有什么记忆，反正过年从来没有见过你爸和我们在一起。”

我小时候，凡是过年，他必然是和摄影界朋友到乡镇或者农村照相，因为过年陕西那些民俗的活动比较多。

 

 

杨云鬯：也许陕西的那一帮摄影师都不流行在家里过年。那他们一般会怎么安排呢？

侯小瑾：也有可能。上世纪80年代初，大家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我父亲他们常去那些民俗活动比较集中，传统文化深厚的地方，比如我的老家凤翔。起初大家的经济能力都有限，旅馆招待所也不多，到了凤翔很多时候都是吃、住在我奶奶家。

奶奶、妈妈也都对父亲的朋友很热情，照顾吃住，有时还出去给他们借自行车。他们白天出去晚上回来，或者一出去两三天，几乎每年正月都是这样，直到80年代末以后，大家经济条件好了，奶奶年纪也大了，不可能老麻烦她，父亲的朋友就住招待所。

 

 

 

杨云鬯：所以实际上陕西群体的成就，是离不开家里的女性的。

侯小瑾：怎么说呢，父亲他们当时搞摄影确实也挺不容易的，因为生活条件那时候都挺艰苦的，风餐露宿的出去跑。

他对朋友一直很看重，这也是为什么到1995年以后，我父亲有一段时间非常苦闷，到了上世纪90年代，陕西群体里每个人都有了各自的辉煌和追求，大家个性显露，也有了一些分歧，父亲或许就对友谊有那么点儿失望吧。

 

 

杨云鬯：大家没有以前那种非常开心的感觉了？

侯小瑾：对，他曾经很在意的朋友，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在意他，他们的友谊没有以前那么牢固了。那段时间父亲比较苦闷，总是希望有人理解，或者说有一个东西宣泄，但是那个时候那些朋友都各忙各的了，他很孤独，一直到他去世。

 

 

他说，如果心安静下来，你就会听到很多声音。

 

杨云鬯：所以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到他去世以前，他都没有像以前那样很热情高涨地拍照了？

侯小瑾：他还是很有激情，也在拍照。但是他那段时间对摄影的认识又有了一些变化。我看过李媚老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他的一个访谈，他说，如果心安静下来，你就会听到很多声音。那时候我觉得他开始重新思考，摄影到底是什么？之前还认为摄影可能还是要反映一些什么，诉求一些什么，或者表达一些什么。但是到了90年代以后，我觉得他拍得有一些随意，取景不再像以前的风格了，没有那么强烈了。

他的摄影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有一些规矩在里面。我觉得他在90年代以后拍东西就是目的性不强了，看似随意却是意识流露。一个艺术家在苦闷的时候，生活绝望的时候，创作的东西反而更有生命力。

 

杨云鬯：您对您父亲的照片中，印象中最深刻的有哪些？

侯小瑾：我比较喜欢麦客里面一些照片。我觉得我父亲平时是个很有时尚感的人。

 

杨云鬯：时尚感？

侯小瑾：可能我这个用词也不太恰当。我比较喜欢他一张麦客的背影，那个麦客穿了一件很皱的衬衫，他可能也是想说麦客的生活很艰苦，所以他的衣服是那样；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会觉得他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美的，或者拿出来把它做成时装也能激发灵感的。或许也不能说它是美的，应该说它是很有意思的、很有趣味的。

他还有一张照片是麦客俯下身去拿东西，衣服上有两块很大的补丁。父亲拍这种不仅仅是为了反映苦难，其实他就是拍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很熟悉。还有就是我父亲拍了很多孩子的题材，他很喜欢儿童，然后他拍的儿童都是那种，有点野野的，很皮实，很淘气，而且都是那种很动态的孩子。

 

 

杨云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

侯小瑾：对，今年西安当代艺术展里面用到了我爸爸的一张照片，是一个小女孩穿了一条裙子在往前走。我估计那是在采石场拍的，背景都是一些石头，地面也是那种碎石粒。那个小女孩光着脚，穿了一条很多花边的裙子，很吃力地往前走，估计她很喜欢这条裙子吧。我特别喜欢那张照片——以前我在父亲的暗房里见他反复洗过的照片。整个照片的状态让我觉得这个小女孩很可爱，但又觉得有很多东西在里面，可以有很多的解读。

父亲的照片总是让我有很多感觉在里面，不是怀旧，比如找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西安或者找到了80年代的中国的感觉。而是他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情感。

 

 

“我自己现在的期望，就是能够把这个奖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坚持下去，希望得到摄影界学术界一如既往的支持，让这个奖一直保持一定的学术水准，也像我爸爸当年希望的那样，支持那些年轻人坚持自己的追求。”

 

杨云鬯：“侯登科纪实摄影奖”现在已经落到了您的肩上，您对于这个奖的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或者看法？您希望把它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侯小瑾：我首先要说，我爸爸当时委托的这些朋友，李媚老师、于叔叔他们，确实做得非常好。感谢谷仓艺术馆这么多年的支持，目前“侯奖”已经累计做完5届，在国内现在也蛮有影响力，而且还在持续。这个奖项的学术性非常好，还是比较纯洁的一个奖，没有那么多外部的干扰因素，我很感谢他们。

我自己对艺术圈、摄影圈并不是很熟悉，现在才慢慢了解，我自己现在的期望，就是能够把这个奖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坚持下去，希望得到摄影界学术界一如既往的支持，让这个奖一直保持一定的学术水准，也像我爸爸当年希望的那样，支持那些年轻人坚持自己的追求。

 

杨云鬯：中国摄影的环境一直在变化，包括大家对纪实摄影的理解也在变化。“侯奖”也是一直在前进和改变。

侯小瑾：对，这次也很感谢图虫网。和图虫合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更便利的投稿途径和宣传平台。而且就像你说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对纪实摄影的认识，都有很多的变化，现在纪实这个东西确实对它的定义已经很多样了。纪实摄影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或者说新的时代纪实摄影应该用什么方法？这些都有变化。我自己一定尽力而为，而且现在主要是依靠这些前辈们的帮助。

杨云鬯：我们也会好好协助一起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