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5年5月30日
嘉宾：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占斌
中国网：近日，第四届中国式现代化论坛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办，本届论坛聚焦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坛举办期间发布了《中国式现代化蓝皮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报告（2025）》。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下一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该从哪些方面发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占斌与广大网友交流。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占斌接受采访。（中国网 杨楠 摄影）
【访谈实录】
中国网：张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中国网《中国访谈》节目。
张占斌：谢谢，中国网的网友大家好！
中国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如何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如何牵引？
张占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特别的明确地提出，下一步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理解牵引是属于牵动、带动、引领的作用，这里首先以它为中心环节来展开，它是应有之义。但是改革本身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以它为牵引带动其他领域共同展开，需要有一个牵动力。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发挥这种牵动力。
为什么让它做牵引呢？因为它有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
所谓理论逻辑，简单讲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经济搞得好，将来我们的上层建筑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完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俩能够磨合得非常好，整个社会发展就非常有序，上层建筑不断完善更有利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和稳定。
从历史逻辑来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主要就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展开的。从最早的农村改革、价格改革、后来国有企业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贸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等在很多方面都是在经济领域展开的，包括开放最早也是在经济领域开放的，历史就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发现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为牵引，对整个国家的稳定、渐进式改革的推进是有很好的成功经验的，也是一个启示。所以，我们未来的改革仍然要以它为牵引。
同时，我们说的现实逻辑主要是考虑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党费这么大劲研究什么是主要矛盾，为的是集中力量、集中共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比如我们现在在经济社会领域城乡之间的差距、区域之间的差距等等还有一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破解。这里面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和经济体制改革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是一个现实的呼唤，也是我们过去多少年改革的一个成功经验，还是要把它守正创新，继续下去才行。
中国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结合时代背景和实践经验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水平”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占斌：大家也注意到了，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特别强调了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理解这是第一次把时间表列出来，过去是没有说时间表的。过去我们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积极建立、加快建立或者努力建立，这次有一个时间表就是到2035年，也就是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要把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应该说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决心意志或者叫一种愿望，也是向全世界表达了我们这个决心。
这么说是因为社会上也有杂音，国际上也有一些抹黑我们，对我们的改革，包括市场经济的方向是有怀疑的。我想在这个关键时刻党中央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和判断体现出一种责任、一种意志、一种引领力。
这里边要建设一个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现在看还有十年时间，应当说任务还是很大的。我们是希望提出这个目标，我们考得分要高一些，要交出一个非常好的答卷，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努力。
简单说，还是希望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处理好，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建设一个有为政府和一个有效市场。大家知道，过去在西方国家眼里，他们是自由市场经济，所以，他们的市场意识很浓很强，市场做得还是相当不错的，政府发挥作用不是太大，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一种市场万能论的思想。但是后来西方也爆发了经济危机，使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反思这些问题，包括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也开始意识到政府的宏观调控也是必要的，这有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和探索过程。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建立新中国，我们一开始学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搞得很严重的时候，慢慢就感觉到政府万能，和西方的市场万能论相比我们这边是政府万能，我们这边没有市场，政府包揽一切。假使政府再努力，再勤奋也满足不了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时候），所以，大家后来就发现这里面有问题。在反思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后来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然后搞市场经济，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也是能融合的。
所以，走到今天我们提出要建设一个高水平的，特别是全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表明了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的伟大进步，认识上也是一个伟大的提高。也就是说怎样能够把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这两个优势组合在一起，把这两个优势都发挥出来。这个如果干得好的话，那可能是我们中国的独家“兵器”了。
西方的市场做得不错，但它的政府没有像我们的政府有这么大的号召能力、整合资源的能力。但过去由于我们对市场尊重不够，有时候可能有影响市场、干扰市场的政府行为的发生。如果我们通过认识、学习、改革，不断地提高，能把这两个比较优势都发挥出来的话，将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发展是非常有益的，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比较优势，下功夫把它干好。
所以，要向这个目标不断地迈进，也就是要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政府也能管得住，也还能管得好，这些是需要我们下一步沿着这个方向努力探索和前进的。
中国网：这个“高”有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的指标呢？
张占斌：如果要做经济学研究的话可以在某些方面会做一些量化指标。刚才说它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价值理念高水平，比如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包括现在我们讲要投资于人，这个将来都可以有量化指标，比如公共服务哪些领域应该到什么程度才能更好地往前走，包括政府治理的高水平也应该有量化的指标，比如我们科技创新也应该高水平，这里面隐含的是有一些指标的，这里可以各行各业去做一点探索，做一点摸索。
总得来讲，围绕这个更高、更好的方向去努力，拿不准的可以慢慢研究、可以慢慢向这个方向迈进。当然这个指标可能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的变化，比如说过去我们考试能考60分已经非常高兴了。现在水平高了，可能80分我们觉得都不太满意，需要90分，或者答满分才行。这有一个探索的过程，这也对我们各级政府在落实党中央决策中如何提高自身能力，把水平发挥出来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中国网：有评论认为，中国目前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比如说房价的下行萎缩，债务危机，人口老龄化，消费降级等等，也包括今年我们遇到的“关税战”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结合当前的形势和背景，您认为这些内外因素给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张占斌：确实如你刚才讲的，我们新时代走到今天成就巨大，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确实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它要求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得高质量发展，现实中我们可能有些地方还没有达到高质量，那就说你还不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是说怎么能从过去的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优不优，对整个社会的供给、需求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将来我们怎么能够实现更高水平的高质量发展，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任务。
再比如现在中美两个大国在博弈，而这种博弈可能是长期的、是深刻的、是复杂的，也是艰巨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到今天不可避免和美国发生一些摩擦。美国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打压我们，我们也得努力站得住、站得直、站得稳，来应对这种挑战才行。但是这种应对，你得有功夫、有本事，能站得稳才行，站得直才行，这就要求我们怎么能够保持战略定力，补齐我们的短板，发挥我们的优势，把每一张牌都出好，一张错牌都不出，这也是一个时代要求。
再比如说由于现在经济出现了一些波动，房地产的波动，包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乃至金融风险都是存在。有的方面可能还比较严重，需要我们做好各方面的应对准备，中央也开了相关方面的会议，实际上都是要破解解决这些难题。
但是这些难题的解决确实可能需要时间，需要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党带领人民怎么能够更好地把经济搞好，体现高质量发展，创造一个好的就业环境，让社会稳定，“路面”稳定，将来我们才能集中精力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把我们自己国内的事情做好。
从当前来讲，最主要的就是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国际环境复杂局势的不确定性，保持战略定力，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些问题要想能够真正解决，确实是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好的体制、制度、机制创新来更好地调动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调动全社会努力发展的积极性。如果我们都能够把这种积极性调动起来，这种心气调动起来，就能够有更大的能力来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挑战。
中国网：综合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以及所处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来看，您认为，哪些领域的改革是重点？哪些领域是难点？
张占斌：三中全会文件中讲到了“七个聚焦”。比如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比如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等，它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讲了“七个聚焦”。我理解这“七个聚焦”就是重点。
但是如果要说是难点的话，这里面最难的还是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这个事情要干得好的话，它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中央决心也很大，特别强调到2035年要把这个目标实现。因为它有时间表，它就显得离我们就很近了。怎么样在这十年中把一个有为政府、有效市场能真正地组合好，这里头难度非常大。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些地方这几年中由于经济困难，有些地方政府执法中存在着乱罚款、乱收费的问题。这个非税收收入大幅增加，这里边可能有一部分肯定是合理的收费，有一部分收费可能我理解的就是不合理的。一个有为政府，做的事情一定是捍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级政府是代表我们党是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得遵守市场经济规则，你得遵守市场经济标准，你本身就得带头遵守，这样将来你在社会上，在市场上才能获得大家的公信力。
比如现在我们很多政府欠企业的钱给不了，也不是想赖账，确实没钱。时间长了，企业就会有意见，那你这个“有为”就是打折扣的。所以，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对我们构建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求，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中国网：今年是“十四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的谋划之年。下一步，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您认为需要从哪些地方发力？
张占斌：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明年我们将进入“十五五”时期。“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比如刚才讲的怎么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怎么能够应对美国对我们的打压，来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比如说怎么来考虑在技术革命突飞猛进变革的情况下，中国高技术要实现赶超。像这些（问题）都非常迫切。
从现有的情况看，我觉得往大了说，就是要构建一个全面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往具体说一点的话，当前就是怎么能够把党中央一直强调倡导的坚持和完善“两个毫不动摇”，把它做得更好。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讲，个体工商户来讲，怎么能让他们有热情、有积极性，忘我的工作，这一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怎么能让资本不懈怠，资本不焦虑、不紧张、不外逃，把更多的精力、资本用在中国大地上，用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伟大事业中，对我们来讲现在很迫切。
但是由为现在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包括美国的打压，我们很多民营企业确实遇到不少困难，所以需要我们各级政府要善待、厚待这些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要尽可能的主动地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能活下去，活得更好才行。
现在跟美国打贸易战、战略博弈，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市场主体要能够坚持住，挺得住。这对于我们打赢这场仗，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这块我们要下很大的功夫来做才行。
另外考虑到中美贸易战这个持久性的问题，我们要一定想办法把我们的资本市场建设好。一个金融强国得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市场做支撑。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保持战略定力，把我们资本市场真正的建设（成）一个投融资市场，这还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这几年资本市场正在发生变化，可能正在发生刮骨疗毒、脱胎换骨的变化。这次中美博弈战中，中国资本市场保持了一定的稳定性。看出来中央有决心，社会上也有决心。包括我们中央汇金公司入市，社保基金入市，包括人民银行表态，包括我们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国有企业采取回购，我觉得对资本市场的稳定起了很重要作用。所以把这个心气儿，把这个气势要搞起来的话，将来对我们扩大内需，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全党必须要有共识。
当然如果要再说的话，可能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研究，比如说怎么来建设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比如说怎么来建设一个创新的体制机制，比如我们的宏观治理体系怎么更有韧性更加科学，以及我们的城乡体制也更加符合我们发展的需要，包括我们对外开放体制也越来越好。所有这些如果要是做个归纳的话，就落实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构建一个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问题上。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的推动科技创新。科技创新好了，它一定会（和）产业有结合，通过和产业的结合来抢占国际市场的制高点。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制空权、制海权、制陆权。有了这些东西，人民就有理由过美好生活，甚至可以过更高品质的生活。
现在我们讲经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人才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等，三中全会文件中所有的这些改革都是要构建一个好的生产关系。比如说人和人的关系，各种分配关系，各种所有制关系。有了这些好的制度、体制、机制，才能更好地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在未来“十五五”或者更长时间，怎么能够更好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构建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需要我们下大功夫破题，把它做得更好才行。
如果经济体制改革只孤军深入的话，其他体制不配合的话，它也难以走得很远。换句话讲，它也很难真正成功，它的成功是带领大家往前走，它在牵引、带头，其他的也要紧紧跟上。如果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非常好，我们国家将来现代化就会有新的动力，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航船就能破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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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员：主编：郑海滨；编导/采访：裴希婷；摄像：刘凯王一辰；后期：刘凯；图片：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