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第一代打工者从内地走到沿海，从农田走向工厂，为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作出了贡献。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像父辈一样辗转于流水线，跳槽离职和技术传承断层现象严重，有许多工厂甚至出现了招工难。

实现“中国制造2025”，需要更多本领高强的技术工人，呼唤更多大国工匠。未来，谁来当工人，新生代农民工想要怎样当工人？带着这个疑问，《工人日报》记者走访了工厂、工地和招聘市场，探访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之变。

今年3月末，程海亮终于如愿获得了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的职位，成了一名职业程序员。现在是试用期，他说等正式参与项目后，每月的工资将有望突破1万元。而一年前，他还是河北省涿州市一家民用纺织品工厂流水线上的纺丝卷绕操作工，工资每月3500元。

1992年出生，作为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程海亮在职业发展上的转型，和此前的同事相比，算得上“华丽”。 近年来，像他这样走下流水线，走出工厂的青年农民工人数越来越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车间的一名工人，是极其荣耀的事情。沿海城市工厂招工，很多人需要请客吃饭、拉关系才能被录用。如今，和父辈不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逃离流水线上的冰冷机器。他们认为，“这种工作单调乏味、收入太少、太累、不自由、没前途……”开始陆续进入快递业、地产经纪业……有的还通过努力变成了“白领”。在职业发展道路上，他们有了更多选择。

“在工厂看不到明显职业发展前景”

一年时间，从一名纺织厂工人转身成为互联网公司的白领，程海亮的转变让身边的亲人和朋友重新认识了他。

程海亮出生在河北张家口地区的山村。2012年，由于家庭贫困，他从河北石家庄一所技校毕业后，便开始了长达4年工厂打工生涯。后来，为了能离家近一点，照顾父母，他选择回到河北省涿州市成了一名纺织厂的工人。

“在广东时，我在电子设备生产厂流水线工作过，也干过机床操作。”他告诉记者，自己曾干过很多和自己的专业不相关的工种。而工资总在3000元到4000元之间浮动。“我在技校学的是钳工专业，本来想学一技之长，但工厂似乎也没有给予我们更多的培训机会，再找工作时也没有什么特殊优势。”

除了赚钱少，没有真正的一技之长。在工厂之间换来换去，也曾让他感觉到很痛苦。“如果能在一个厂坚持干下去，也能看到技能和职业发展。但很多厂子并不能一直做下去，所以很难看到明显的职业发展前景。” 除此之外，他告诉记者：“在广东上班时，上班时间一般是三班倒。生活在一个房间的室友却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几乎是不能接受的。”

“转向第三产业，拥有更多选择和可能”

程海亮曾经的困惑，也是多数在工厂做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困惑。李嘉琪也曾是工作在流水线上的一名年轻女工。2016年，她毅然选择离开工厂回到老家山西陵川，成了县城一家蛋糕店的员工。

回想自己在工厂做工的那段经历，李嘉琪心情十分复杂。2014年7月，她职校毕业后，被学校分配到太原一家金属制品加工厂工作。2015年5月18日，她在操作机械冲床时，一不留神，右手的无名指和中指被高速运转着的机械碾压得血肉模糊。经治疗，她保住了中指，无名指第一节关节处被截肢了。

当年年底，经过法院调解，她被认定为十级伤残，获得了工厂10万余元的赔偿，但男朋友却选择了和她分手。李嘉琪说，2016年，她借着对面点制作有兴趣，回到老家开始学习这门手艺。“我感觉当面点师对我来说是个新起点，也有了更多选择余地。”

而对于程海亮来说，转机出现在2017年初一次和堂哥的交谈。同样是高中毕业读技校，程海亮的堂哥没有选择读数控机床等传统专业，而是选择了网络工程和软件开发专业。现在，堂哥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一款APP的系统维护，月收入约1.5万元。

在堂哥的影响和建议下，2017年5月，程海亮辞去了工厂工作，来到北京，跟着堂哥专心学习Java开发和Pyhon等计算机编程语言。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他的付出见到了成效。